1936年，在对扶余邑军守里一处寺庙遗址进行调研时，在木塔心柱础石的附近出土了佛・菩萨像。
木塔遗址上的塔心柱础石位于三国时代百济都城—泗沘(今扶余)地区，在这里还寻找到了多处百济佛教遗迹，军守里寺庙遗址的塔心柱础石为正方形，地下深度约达1.8m。当时位于此处的寺庙名称已无法考据，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实施的发掘结果显示，这是一处百济时代的寺庙遗址。因此，两尊佛・菩萨像也应为三国时代的百济佛教雕刻，这是出土地和国籍均已明确的重要文物之一。如今，陈列在国立中央博物馆雕刻・工艺馆佛教雕刻室内，军守里寺庙遗址位于忠南扶余郡扶余邑军守里19-1号，目前已被指定为第44号遗址。
石佛坐像，百济6世纪中期，高13.5 厘米 ，第329号宝物
金铜菩萨立像，百济6世纪中期，高11.2厘米，第330号宝物
百济的泗沘时期(538年-660年)，佛教发展步入鼎盛时期
据史料记载，百济第15代枕流王元年（384年)，印度僧人摩罗难陀从中国南朝的东晋来到这里，并将佛教传入百济。当时，摩罗难陀受到了极大礼遇，王曾亲自出城迎接他的到来。翌年2月，其在汉山建寺，并招延了12名僧人等，为让王室接纳佛教做出不懈努力。不过，当时修建的佛寺早已消逝殆尽，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到佛教传入百济之初的形态和内容。
475年9月，高句丽军队攻占了百济王城—汉城，盖卤王被杀，此后百济南迁，定都于熊津(今公州)。不久后的圣王16年(538年)，再次迁都于泗沘(今扶余)。百济在迁都泗沘前后，曾大兴土木，新建都城和各种设施建筑，并完善了各种制度及文明等，致力于恢复王权，巩固统治体系。因此，至660年百济被新罗和中国唐朝联军灭亡时为止，在123年的时间里，泗沘作为百济最后的都城，文化艺术的发展可谓步入顶峰，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此时的佛教也从最开始的学习阶段，步入成熟，不仅修建了大型寺庙，佛寺建筑随处可见，还创作出了许多高水准的美术作品。尤其是圣王(523年-554年在位)时期，佛教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迁都泗沘的538年，不仅将佛像和佛经传入日本，使佛教在那里扎根，还派遣了建造塔和瓦等的工匠。中国史料中也曾以“僧尼寺塔甚多”来形容当时百济佛教的鼎盛景象。
在今天的扶余境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百济时代寺庙遗址。位于都城中心的定林寺，以及昌王在东西外城为自己的父皇—圣王修建的陵寺（567年)和为死去的皇子们修建的王兴寺(577年)都是举全国之力修建的大型王室发愿寺庙。如今已确认的寺庙遗址超过30余处，其中军守里寺庙遗址据推测，约建于6世纪前期-中期，是泗沘时期最早的遗址。
百济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国的全新文明，在约6世纪中期，百济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对外不仅与中国南北朝和高句丽・新罗等，还与倭王积极开展交流，形成了带有国际化特点的文化，尤其是对日本古代飞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禅定印佛坐像，韩国早期佛像造型
石佛坐像高13.5厘米，铜菩萨立像高11.2厘米，规模极小，但是两尊佛像都完美展现出了韩国初期的佛・菩萨像造型风格。佛像的双手前后交叠，置于腹前，结禅定印，这是佛陀为悟道于禅定时所结的手印。禅定印在印度初期的佛像以及中国4-5世纪初期的佛像上尤为盛行。在韩国，禅定印大多出现于6-7世纪的佛像上。
军守里石佛坐像以滑石制成，这是一种柔软光滑的材料，能够营造出一种更加强烈的柔和质感。滑石产于周边地区，这一点从扶余扶苏山半跏像、佛菩萨并立像等百济佛像上可以很容地发现。
石佛结跏趺坐于四方形台座上，坐姿稍显蜷缩，自然生动地展现出心无旁骛、静坐禅定的形象。胸前厚重的衣襟向下垂落，形成U字形的衣褶，垂于腹部下方，整个台座被裳悬座覆盖，展现出一种华丽的装饰效果。裳悬座是佛坐像中一种衣襞覆坛的样式，忠清南道青阳出土的陶制佛像台座下端是 宽2米的裳悬座，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堪称展现出高超雕刻技巧的杰作。裳悬座在印度犍陀罗佛像及中国龙门石窟等北魏和南朝佛像上经常可见。
陶制佛像台座，百济7世纪，底宽250cm，忠南青阳
金铜菩萨立像同佛像一样，仅对正面进行了雕刻，全身镀金，保存完好。头戴宝冠，贴于脸两侧的宝发与冠带长长垂于肩部。延展于身体两侧的衣角、在双膝上交叠的厚重下摆、顶端尖锐的项链等都是早期菩萨像共有的特点。
军守里佛像与4-5世纪的中国佛像相比，脸部更加平静祥和，展示出带有百济特色的造型风格。目前尚未发现从佛教传入后至5世纪期间的佛教雕刻作品，属于空白期。这尊佛像据推测应制作于造像活动十分活跃的6世纪中期左右，属于早期佛教雕刻作品，是推断其后发现的其他佛像年代的编年标准。 这件佛像与现存刻有铭文的高句丽最精美的佛像—延嘉铭金铜佛立像(539年)并列为韩国佛教雕刻史的代表性杰作，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与高句丽延嘉铭金铜佛立像勇于简化和强有力的造型相比，军守里佛像更显浑圆柔和，展现出百济特有的造型特点，两尊佛像表现出显著差异。
对扶余邑军守里寺庙遗址的发掘与调查
扶余邑是今天扶余郡政府所在的中心区域。东侧是据推测在百济武王（640年-641年在位)时期修建的南宫池(第135号遗迹)，周边还保留着百济泗沘时期的诸多遗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1935年-1936年，在朝鲜总督府的命令下，分两次对军守里寺庙遗址展开了最早的调查，主要调查百济古坟、城池和寺庙遗址等。在对军守里一带的地面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百济瓦片和础石等。此次发掘调查历时约一个半月，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首次发现了一座拥有1塔 1大殿的寺庙，庙内的中门、木塔、大殿、经院沿南北直线分布。在这里，不仅寻找到金铜制背光片和瓦片等种类繁多的文物，还同时出土了这两尊佛・菩萨像。
不过，这一时期的调查并没有步入正式发掘阶段，只进行了简单粗略的发掘。报告书的内容也不够充分详尽，很难让人准确了解当时遗迹的全貌。因此，韩国光复后，政府提出应对这一地区进行精准调研。最终于2003年由专业机构正式重启对该地的挖掘工作。这次挖掘距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实施的首次发掘已过去70余年。2005年-2007年，国立扶余文化遗产研究所分3次进行了发掘调查，最终查明了大殿遗址、木塔遗址等的正确分布和寺庙规模。2011年，在第6次发掘中，对西回廊一带进行了调查，又发现了一座西北向建筑遗址，并发掘出瓦当和砚瓦等众多百济泗沘时期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