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以青铜制成的第92号国宝青铜银入丝蒲柳水禽纹净瓶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覆盖整个净瓶的草绿色表面。对金属材料的特性不太了解的人很可能会误以为净瓶原本就是这种颜色。即使是对文物十分关注的人，乍一见到这种颜色，也会认为是青瓷。其实这种草绿色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是青铜器经年累月遭受腐蚀而生成的绿锈。金属底质经腐蚀后生出绿锈，反而让这件净瓶的色泽更加沉稳、美丽。

净瓶瓶身上，生长着蒲柳或芦苇的岛屿星罗棋布，在岛屿周围的水岸边，水鸟们在水中肆意嬉戏。游动的水鸟间，人们乘船穿梭于江面上。遥远的天际，鸟儿成群结队地飞向远方。整个图案如同一幅山水画卷。制作这件净瓶时，首先在瓶身上刻出图案，再以0.5毫米粗的细银线入丝，镶嵌描绘出纹样，这种手法被称为银入丝工艺。如今，银线已经腐蚀变黑，但当初制作完成时应是在暗色的底质上以白得耀眼的银线来突显图案。这是一件高丽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精致金属工艺品。

净瓶最早出现于印度，是僧人们外出云游修行时，随身携带的装水容器。现存的印度净瓶的尖台形似短柄，在外观上与韩国净瓶稍有不同。现在能见到的高丽时代净瓶的主要形态可在唐朝一位求法僧义净(635年-713年)的记录中找到相关记载。

在佛教盛行的中国唐朝，大批僧人前往印度佛教圣地拜佛求经。义净在印度居住了10余年时间，创作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对印度和南海诸国的佛教情况及戒规进行了详细记载。义净在该书的第五条中说到“凡水分净、触”，并细致介绍了这两种水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使用。此外，还描绘了盛装水的瓶子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以此种方法制作出的瓶子形态与今天的净瓶极为相似。在中国求法僧们到印度拜佛求经的公元3世纪以后，这种形态的净瓶在中国广为人所熟知。

根据鸠摩罗什翻译成汉语的《梵纲经》的记载，按照佛门戒律，僧侣外出云游时，必须随身携带十八种用具，如瓶、钵、禅杖、香炉和漉水囊等。其中，漉水囊是用来滤水去虫的器具，以质量上乘的丝织物或棉布制成。为避免虫子进入水中，不使用线条稀疏的布。将漉水囊挂在立柱之上绑好后，放入水中，就能获得符合戒律要求的净水。而僧人盛装这种净水的必需品就是净瓶。

1123年6月中国宋徽宗派使团出访高丽首都开京。前一年，高丽国睿宗薨逝，徽宗令使团出使奠慰，并将徽宗的诏书转交高丽仁宗。负责管理使团礼物等事务的徐兢在出使高丽期间，对当地的建筑、仪式、风俗等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后创作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绘图部分未能留存至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了解12世纪前期高丽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资料。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多种器皿的名称、形态和用途等，同时还描绘了盛水容器—净瓶和水瓶。

徐兢描述的净瓶形态与第92号国宝青铜银入丝蒲柳水禽纹净瓶极为相似。瓶身的肩部有两节组成的短小“注口”，瓶颈上方有管状细长“尖台”。由此可知，在高丽这种只能盛放水的独特水瓶就被称为“净瓶”。至今为止，由于净瓶和水瓶都是盛水容器，因此几乎没有加以区分，常常混用。但是，对工艺品而言，器型是重要的形态之一，因此应将此种在高丽时代使用的瓶子称为净瓶，水瓶和净瓶两个词汇在使用时需加以区分。

根据《三国遗事》的记载，净瓶传入韩国的时间不晚于7世纪末，但是在石窟庵中发现的制作于8世纪中叶的净瓶是目前最古老的净瓶。除几件以外，现存的大部分净瓶均是在高丽时期制作。金属净瓶的表面大都没有任何装饰纹样，即使有纹样，也是以入丝技法描绘水边风景的“蒲柳水禽纹”为主。此种纹样在金属净瓶与香炉、青瓷净瓶和大碗中都有出现，可以看出这是高丽时期非常流行的纹样。

净瓶除金属器型以外，还有瓷器器型。青瓷上装饰的纹样采用了多种不同的工艺，呈现出差异。青瓷净瓶上以阴刻、阳刻、象嵌等技法雕刻出纹样，此外还会装饰蒲柳水禽纹、莲花纹、菊花纹、牡丹纹、藤蔓纹等各式各样的纹样。左侧第344号宝物青瓷净瓶将水边部分风景作为纹样素材，与芦苇或蒲柳相比，大雁和鸳鸯刻画得更大。陶瓷上的纹样已变为工艺图案，有别于金属器上的纹样。

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载，在高丽，除达官显贵以外，寺庙、道观和普通百姓在盛水时，都会使用净瓶。虽然无法得知他们是否像严守戒律的僧人那样，将水过滤后装入净瓶中，但是除寺庙以外，所有阶层都在使用佛教用具—净瓶的现象表明，净瓶在当时已十分普及，这也是高丽的一大特点。也许正因为高丽是一个佛教国家，日常生活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才会出现此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