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寒松寺遗址菩萨像(第124号国宝)以白色大理石制成。1912年，石像从江陵南港津洞寒松寺被运至日本。1965年，根据《韩日协定》，石像被返还韩国，如今陈列于国立春川博物馆常设展室内。

寒松寺原是位于江陵市江东面南港津洞的一座寺庙。如今，这里已成为空军的飞行基地。寒松寺遗址位于海滨的松林内，被松树环绕，与附近的镜浦台和寒松亭一起，自古以来就是故人们游览金刚山和关东地区时的必去之地，众多文人墨客还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

这里之所以受到古人们的青睐，不仅因为秀丽的风光，还因为被尊为神仙的永郎、述郎、南郎、安详郎及3千随从曾来过此地，使这里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这四位神仙是新罗孝昭王（692年-702年在位)时期的花郎。据记载，当时在众花郎中，他们的实力最为强盛，关东八景之一的丛石亭和三日浦、寒松亭，都留有与他们有关的石碑。据推测，关东八景主要是分布于庆州至安边东海岸的名胜地，这里曾是花郎们的修炼场所和朝圣路，这些名胜地逐渐声名大噪，成为关东八景。《三国遗事》中曾记载，第一代花郎—薛原郎的纪念碑位于溟州（今江陵)，这片以镜浦台和寒松亭为代表的地区是花郎朝圣路上最重要的地点。到了高丽时代，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们为游览与花郎有关的遗迹，络绎不绝地前往镜浦台、寒松亭和附近的寒松寺等地。因此，高丽后期至朝鲜初期，文人们都喜欢来此游览，并留下无数诗作。

据史料记载，寒松寺也被称为文殊堂、文殊台、文殊寺。高丽学者李穀（1298年-1351年)创作的文集《稼亭文集》卷5“东游记”中曾这样描述寒松寺。

“以雨留一日，出江城观文殊堂，人言文殊，普贤二石像从地涌出者也，东有四仙碑，为胡宗旦所沉，唯龟跌在耳。”

江陵乌竹轩博物馆内还收藏着一尊寒松寺菩萨像，据上述文献记载，可以推测出这两尊“从地里涌出”的寒松寺菩萨像为文殊和普贤菩萨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乌竹轩博物馆收藏的菩萨像遗失了头部和一条手臂，这尊佛像结跏趺坐，呈现出一条腿放松置于外侧的坐姿，与收藏在国立春川博物馆内的菩萨像形成对称结构，可以推测出是左右胁侍菩萨。那么，这两尊胁侍菩萨像协助着哪位本尊佛呢？

如今，寒松寺遗址已被白沙掩盖，不过令人庆幸的是，还留有承托两尊菩萨像的台座。虽然均已破损，但是依然能分辨出狮子和大象的模样。据《法华经》、《华严经》和《陀罗尼集经》等佛教经籍的记载，狮子是智慧的象征文殊菩萨的坐骑，而大象则是代表行践的普贤菩萨的坐骑。在韩国，形似狮子与大象的台座在庆北庆州佛国寺也曾发现过。制作于9世纪的星州法水寺石造毗卢遮那三尊佛的台座也是狮子和大象。能由文殊与普贤菩萨像协侍的佛像包括释迦和毗卢遮那(Vairocāna)佛像，当时华严宗和禅宗曾供奉毗卢遮那佛，后受密宗影响，从9世纪中期起，开始大规模塑造摩诃毗卢遮那佛像等，由此可以推测出寒松寺菩萨像的本尊应为毗卢遮那佛像。

寒松寺菩萨像头戴高耸的圆筒形宝冠，这是高丽初期江陵附近的菩萨像所具有的一大特点。这种圆筒高冠形菩萨像是对印度密教风格的一种兼收并蓄，最早出现于中国，当时的都城长安盛行密教，据推测此后长安的密教美术扩散至山西省五台山地区，以这里为中心进行传播。高冠形菩萨像一直延续至五代（907年-960年)和宋代(960年-1277年)的雕刻作品中，在辽朝(907年-1125年)雕刻作品中尤为盛行。令人惊奇的是10世纪前后，以韩国江原道五台山为中心分布的月精寺、神福寺、寒松寺(文殊寺)菩萨像中，也出现了圆筒形宝冠。

据《华严经》记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常住的道场。7世纪，慈藏法师将五台山文殊信仰由中国传入韩国。《三国遗事》中记载的文殊信仰主要为文殊菩萨现身显灵的事迹。据《三国遗事》“台山五万真身”中记载，神文王（681年-692年在位)之子宝川和孝明太子每天在五台山沏茶供养文殊菩萨，潜心修佛，孝明太子受拥戴继承王位，成为孝昭王。前面提到的新罗四仙的势力也许对孝昭王继位起到重要影响， 他们不仅是五台山地区支持孝明太子的势力，也是让文殊信仰在这一地区扎根的主要力量。

寒松寺菩萨像细腻精巧的雕刻手法可与统一新罗石窟庵龛室像相媲美。石窟庵龛室的文殊菩萨像造于统一新罗751年前后，其呈现出与端坐对面的维摩居士讨论着不二法文的姿态。石窟庵龛室像嘴角带着微笑，脸庞丰腴，浑圆的双肩线条流畅，四肢丰满，姿势闲适，通过造型展现出文殊菩萨践行智慧和慈悲的具体形象，统一新罗雕刻的传统穿越时光，依托寒松寺菩萨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江陵和五台山地区自古就被称为明珠，太宗武烈王的六世孙金周元未能继承王位，隐居于其母的故乡江陵，成为江陵金氏的始祖。元圣王(785年-798年在位)将溟州、襄阳、三陟、蔚珍等地赐予金周元，并封其为溟州郡王，命其管理此地。金周元的直系后代也供职于中央政府，就这样将溟州地方和都城庆州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许就是统一新罗的雕刻风格能够通过寒松寺菩萨像传承下来的原因所在。